杨立三

行军打仗，后勤补给至关重要。自古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成立之初的那段艰难岁月里，既要面临日寇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更要忍受红色根据地的物资匮乏所带来的种种煎熬。

然而，将士们都是血肉之躯，四十多万人的穿衣吃饭一度成为红色根据地的大问题。

时任后勤部长的杨立三感到压力巨大，如若在短时间内解决不好问题，何谈在战场上为革命建功立业，奋勇杀敌？

那么，被誉为“红色管家”的杨立三到底是如何替部队看守好家业的呢？

替八路军看好家

1930年4月，江西瑞金。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此爆发。国民党县政府被广大劳苦大众推翻，随后，中国工农红军便将此以据点，建立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政府。

当时瑞金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国民党军队实行“铁桶合围”政策，让工农红军无法及时得到外界补给，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也只有自给自足才能解决这燃眉之急了。

这副重担就压在了时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的肩头。自跟随毛泽东投身革命，主抓后勤以来，杨立三已然积累下了丰富的后勤管理经验。

而这次，他所面临的是近四十万余人的穿衣的棘手问题，以当时的情况而言，若想让每一位战士穿上新军装，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套军装以超出预算开支6分钱的事实摆在了杨立三面前，四十万人这将是一笔天文数字！

于是，秉持既能堵住缺口，又能让战士添置新装的目的，理财能手杨立三开始绞尽脑汁地想办法。

若想缩减成本，只能自产自足，想到这一层时，杨立三马上开始发动全军将士，暂时将枪杆放下，拿起针线，缝制新衣。

右一：杨立三

但制衣的原材料也是要花钱的，起初杨立三给每位战士的材料预算开支是三毛五，然而，当他们逛遍整座瑞金城，也没发现找到如此低廉的布价。

杨立三只能再从原材料上想办法，倘若布的颜色都是自己染的话，那么，成本刚好就会在三毛五左右。

这时又有战士提醒他，忘了将针线的成本算进去了，杨立三立即醒悟，于是，他干脆将布料再降低一个档次。

正是他的精打细算，才能让特殊时期下的四十多万的物资供应得到保障，杨立三这位“红色管家”的名号乃是实至名归。

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会师陕北后，三支部队汇聚让人数再次增加数倍。

这个时期的杨立三的责任更加重大，他的后勤供给保障工作如果到位，将让我党打造一支精锐、专业的部队。

是时的延安，勤学苦练蔚然成风，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在此成立。许多满怀拳拳报国之心的青年学子纷纷涌向这里，一时之间，学生的住宿问题又成了一道相当棘手的难题。

如何在短时间内让学生们有处安身之所？杨立三带着部下开始在延安城中遍访住地，在走访中，他们便发现，在城里那些无人问津的城隍庙，竟然也是一处可以遮风挡雨的好地方。

只是自晚清以来，这里便再无人居住，一副破败的景象必须经过修缮方可入住。

于是，杨立三马上发动学生，找来工匠，欲将古老的城隍庙改成宽敞贯通的集体宿舍。

那段时间，杨立三不眠不休，起早贪黑地在工地上指导、提点、帮忙，与工友、学生打成一片，才短短的十多天时间内，学生的住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但杨立三那根紧绷着的弦依然不敢放松。

民以食为天，住宿问题虽已解决，但最重要的吃饭问题该怎么办？这个任务将比解决住宿问题更为艰巨？“红色管家”能扛得下吗？

中排左一：杨立三

杨立三突然想起毛主席初来延安时，亲笔手书的八个大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至此，他一下豁然开朗，立即发动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劳动，种菜、养猪、凿井、耕地……整座延安城一派忙碌的劳动场景，一时间，人心振奋。

由于当时外界的封锁，使得许多日常用品都很难进入延安，面对此种情况，杨立三依然想到了那个屡试不爽的老方法：自给自足。

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后，生计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此基础上，有着丰富市场管理经验的杨立三，随后又将“合作社”的模式带到延安，让物资流通的活跃度得到广泛提高。

渐渐地，延安，这个靠近西北边陲的小县城变得繁华起来，大量的有志青年奔向这里，学校也开始人满为患。

当抗大的学生总人数增至三千之众时，延安所有的闲置房屋都已住满。这个时候，住宿的难题再次摆在了杨立三的面前。

经过苦思冥想，实地考察，一个惊天的发现终于让“红色管家”挖掘出来，保存至今的窑洞就是那时杨立三为解决学生住宿问题而创造出的杰作。

设计研发专家

杨立三不仅会造字，更会设计军旗，早在秋收起义之前，根据中央的指示，起义军要设计军旗，袖章、领带等，其中设计军旗的重任就落在了杨立三等人的身上。

杨立三等人立即投入到图样设计工作当中，他们深知这面旗帜的分量，但用一个什么样的旗样来体现这支工农革命军的特点。

经过反复比较、推敲、修改，最后确定底色为红色，象征革命，其中中央是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

五角星内画有镰刀、斧头，代表工农，其左边白色管套上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就这样我军的第一面军旗诞生了。

抗战时期，靠“小米加步枪”闹革命的工农红军，武器弹药的严重不足成为制约其发展的致命弱点。

针对这一棘手问题，善于琢磨的杨立三将许多弹药专家召集到了一起，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地想办法，找对策，不知画了多少张工程图纸，也不知纠正了多少次技术上的瑕疵。

最终，通过大家的努力，一款枪身短，质量轻的“八一式步枪”终于被研制出来，其威力可与日本“三八”步枪相媲美。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杨立三就与战友们一起生产出3300支“八一式步枪”，让我军战斗力得到迅速提升。

毛泽东兴奋的赞道：“若没有杨立三，我军哪来的步枪，只有一大把小米罢了！”。

除了步枪外，杨立三还是“制雷高手”，1944年，正是我军全面反攻阶段，对于武器的需求大幅提升。

杨立三再次召集相关专家，研制出了威力惊人的手榴弹以及地雷，并且为了能在全军迅速推广。

他还下令，让各个军区都建立起了兵工厂，大批量生产这样的手榴弹和地雷，并且给兵工厂的工人开展培训，让越来越多的人掌握研制手榴弹与地雷的技术。

曾经在华北平原普遍开展的“地雷战”，就是依仗于杨立三所提供的强大的军备保障。在战备补给上，杨立三功不可没。

根据建国后整理的抗日期间数据来看，当时杨立三领导的后勤军工厂总共制造枪支约万支，修复枪支上万，自主研发手榴弹、炮弹十余万，子弹上百万，还协助地方生产出千万枚地雷和手榴弹。

不仅帮助八路军熬过了最艰难的抗日封锁阶段，且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简陋的条件下积极支持八路军的抗战工作。

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创造出了连敌人都不得不惊叹的奇迹，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交易模式的创始人

从1944年开始，日军愈发猖獗起来，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封锁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长期的封锁造成了物资的稀缺，一套原本价格只要两块钱的军装，飙升到了一千多元的天价，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此时，横亘在杨立三心头的就只有一个想法：必须让这样畸形的市场交易消失。杨立三是个很务实的人。

他马上想到了，不管物价怎么样浮动，只要保证发到人们手上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那么，钞票这东西，自然也就成了摆设了。

杨立三是个很会抓主要矛盾的干部，当他了解到陕北主要是以小米为主食的情况时，他便灵机一动，马上让小米成了计量和换算的基本单位。

具体操作方法是：在经过反复市场考察后，他决定用12两小米为一个计量单位，并专门为此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饻！

将衣食结合在一起的新字寓意，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也正说明了我党始终是将老百姓最实际的问题放在心上的。

当时一饻可以换到小米与小麦各两斤，油盐各五钱，外加一斤半的煤油。

正是有了这种新交易模式的存在，我党才能在那段最困难的特殊时期生存下来，而作为创始人的杨立三，也通过这次实践为日后获取了极为宝贵的实战经验。

杨立三不仅在后勤保障方面是一把能手，吃苦耐劳，不畏生死的优秀品质更让他在战场上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曾经，在长征过草地时，他还奋不顾身地救过周总理的命。

六天六夜，让总理脱离“死亡之地”

时间回到1935年8月，当红军行至四川一个叫做毛儿盖的地方时，周恩来突然发起高烧，几近昏迷。经过随队医生的仔细检查，周恩来患上了肝脓疡，急需手术。

但是，长征路上，枪林弹雨，野草丛生，哪里去找手术工具？这个时候，担任兵站部部长的杨立三自告奋勇，承担起了抬担架的重任。

此时，周恩来脸色苍白，全身乏力，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若不是毛泽东及时让在战士找来冰袋，敷在周恩来的肝部位置，情况将更为严重。

但此时周恩来的病情仍是相当危急，必须尽早脱离这片称为“死亡之地”的沼泽，总理方能脱险。

于是，杨立三深知责任重大，他与陈毅抬着周恩来在坑洼不平的沼泽地里艰难行进，片刻也不敢耽搁。

就算肩膀被磨出了一个大大的血泡，他也咬牙忍住，只要能看到周恩来病体康复，就算吃再多的苦他也愿意。

其中有一天，天降大雨，让脚下的沼泽地变得更加泥泞不堪，但越是这种恶劣天气，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就更加多一分凶险。

杨立三将自己的雨伞覆盖在周恩来的身上，此时他的身子已经相当虚弱，若再着凉，情况将更加凶险。

于是，杨立三宁愿让冰冷的雨点浸遍自己的全身，也不会让周恩来再受丝毫伤害。

随着一路颠簸，在强大意志力的支撑下，经过六天六夜的艰难行军，陈毅、杨立三终于将周恩来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周恩来的病情终于得到了好转。

周总理

从零开始，振兴食品工业

建国后，干了半辈子后勤工作的杨立三除了继续担任共和国的解放军总部后勤部部长外，又有了一项新的任命——出任共和国首任食品工业部部长。

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食品安全这块极度缺乏食品工业方面的管理人才，组织上考虑到杨立三具有丰富的后勤管理经验，因此才将这项重任赋予这位久经考验的“红色管家”。

杨立三上任之初，便从部队挑选出许多有本事的能臣干将，正是这些新鲜血液的融，才使得杨立三在新的工作领域也干出了一番成绩。

其中，最让世人啧啧称道的要属名噪一时的“八一粉”了，按照过去的标准，每一百斤的小麦仅能提炼出75%左右的精粉，其余的25%被称为“麸皮”，全部喂了牲口。

针对这种情况，杨立三马上拜访了专家，咨询与商讨如何让小麦的出粉率提高上去。

为此，他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地在专家的指导下寻找突破口，经过上千次的反复试验，最终让小麦的小麦的出粉率提高到了81%，至此，驰名中外的“八一粉”诞生。

这种产品让小麦的利用率大大提高，极大地缓解了“困难时期”粮食短缺的问题，又让小麦的营养价值充分得到应用，可谓一举两得。

在工作之余，杨立三依旧保持着抗战时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石家庄工作期间，他依旧约着同事开荒种地，到了丰收的季节，田地上便出现了很多蔬菜。

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杨立三经常有事外出，渐渐地，稼穑之事自然没时间做了，后来，他的部下还是将其中的一份分给他，杨立三得知后，断然拒绝。

他给出两点理由：其一、无功不受禄，其二、不劳而获就等同于剥削，于是，下属只得作罢。

鉴于杨立三同志为我党我军后勤保障工作所作出的杰出贡献，1952年3月，经组织研究决定，他被评为军队级别中的二等二级军委委员级。

杨立三（右）

1954年元月，中央军委进行了一次大将级别的评选，作为后勤创始人与奠基者的杨立三当之无愧地被拟定为大将军衔。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年，为我党我军后勤工作操劳一生的杨立三，废寝忘食地工作，积劳成疾，被查出脑癌晚期，组织上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心，劝他去苏联治疗。

但他总舍不得花国家的钱给自己看病，自己为党和国家当了一辈子的管家，面对这么大一笔资金要在自己身上“挥霍”，杨立三于心何忍？

周恩来得知杨立三拒绝赴苏治疗的消息后，心急如焚，极力劝说这位“救命恩人”尽快赴苏，最终，在周恩来的再三催促下，杨立三坐上了赴苏治疗的飞机。

但终因病势危急，先进的医疗条件也已无法挽回杨立三宝贵的生命，于11月间在苏联克里姆林宫医院内溘然长逝，年仅54岁。

杨立三出殡那天，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并且当时国家领导人中五大元帅全都出现在现场，这在新中国史上极为罕见。

当天不仅国家给予了他最高礼遇，而且首都几万群众也自发组织起来，送“红色管家”杨立三最后一程。

以周恩来为首的“文官队”与以彭德怀为首的“武官队”分列杨立三棺椁两旁，在哀乐低鸣中，缓缓将其骨灰送到八宝山烈士公墓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