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财阀巨头之死:“三星共和国”背后的明和暗

韩国三星电子宣布,当地时间10月25日,三星电子会长、三星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李健熙逝世。

(三星电子会长 三星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李健熙)

2017年8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第27号法庭,涉及韩国三星电子前高管的一场审判正在进行。

彼时作为该场审判的证人身份,时任三星电子副会长的李在镕正在回答检方公诉人的提问。李在镕突然提到,“在父亲李健熙会长还活着的时候…”。

听到这句话,现场媒体一片哗然。

就在李在镕说出这句话的十秒钟时间内,三星电子股价突然出现了近1%的动荡,直到李在镕匆忙将话改成“父亲还健在(并展开活动)”的那一刻,三星电子股价已经下跌了1.3%。

(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独子李在镕)

作为韩国第一大富豪,以及韩国市值第一位的企业的第二代掌门人,自2014年5月因心肌梗塞住院以来,李健熙的生死一直都是牵动韩国舆论界最关注的重磅话题之一。

据韩国某财经媒体首席记者吴罗卿(音译)向东方卫视、看看新闻Knews记者权小星回忆,韩国国内至少出现过不下十次有关于李健熙死亡的传闻,其中有两三次直接上了门户网站的热搜。每次登上热搜后,三星电子、乃至韩国KOSPI股指都会出现一阵动荡,直到三星电子辟谣才恢复原状。

不过,在李健熙真正逝世后,其居住的首尔汉南洞家门口一片寂静,首尔KOSPI股指仍旧挺拔,一切看似都是如此平静。

但专家及知情人士普遍认为,背后对于韩国财阀体系,乃至全球科技市场,都会带来一系列改变。

一、“永垂不朽”

在李健熙逝世当日,记者请求三星电子方面对于李健熙逝世作出评论,随后收到一封来自三星电子会长办公室的邮件。

这封以“三星将永远铭记”为标题的邮件提到:三星电子怀着极大地悲痛宣布,李健熙会长于10月25日,在包括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在内的家人的陪同下离开人世。

该邮件表示,李健熙的独到远见,使三星从一家本土企业,发展成为具有世界领先级别的创新企业,尤其是“新经营宣言”是过去、现在,再到未来,引领三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我们对于李健熙会长的家人表示深切同情,未来全体三星全体员工将继续铭记并珍惜李健熙的记忆,对能够与李健熙共事的时光心存感激,而李健熙对于三星留下的精神遗产也将永垂不朽。”

该邮件对于李健熙作出如此评价,三星电子宣传部门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证实,该邮件内容正是三星对于李健熙的官方评价。

三星电子在“李健熙时代”下取得长足发展。

截至2020年10月25日,相较于李健熙就任为三星电子会长的1987年11月,三星集团主力子公司三星电子的销售额增加400%,市值更是增加3700%。

韩国高丽大学政经学院李国宪教授向记者表示,李健熙的一生,基本贯穿了三星企业发展史的绝大部分,他与三星交融的人生故事,使得在谈论三星这家企业时,无法脱离于李健熙而单独谈论这家公司。

(三星电子会长 三星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李健熙)

时间回到1987年11月10日,三星电子首尔太平路大厦的会议室。

三星创业主李秉喆去世当天,三星电子立刻召开董事会,就下任三星电子掌门人进行讨论,而候选人只有李秉喆三子李健熙一人。

当时参加董事会的一名前高管回忆,当天讨论仅持续了不到30分钟,就以全票通过李健熙担任掌门人的议案,“几乎没有异议,所有人都像是已经定好了一样。”

李健熙虽然只用了不到30分钟便成为了掌门人,但李健熙为了成为掌门人,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波折。

(李秉喆与李健熙为数不多的休闲同框照)

李健熙出生于1942年,是家中位列第三的儿子。

1961年,李健熙高中毕业后,在父亲李秉喆“学习先进知识”的要求下,先后赴日、赴美留学,1966年硕士结业后回归韩国,进入三星旗下东洋广播电台(JTBC的前身)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由于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当时的大多数财阀企业仍然坚持“传长不传嫡”的原则,而在李健熙还在国外读书的时候,长子李孟熙和次子李昌熙已经在自己的事业范围内小有成就。

(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与其子李健熙一同视察三星工厂)

不过,一件轰动韩国各界的“化学工厂丑闻风波”的发生,使李孟熙等人的接班人之路受到重挫。

1966年5月,韩国一家媒体曝光三星与日本三井共谋,将55吨糖精及其他日本生产的产品偷运至韩国,随后在舆论的压力下,李秉喆不得不离开三星集团,由长子李孟熙接班三星,次子李昌熙作为“主要责任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随后,在监狱中的李秉喆次子李昌熙,向当时朴正熙军政府提出,这件事情是由其父亲李秉喆主导,并提出应该将李秉喆彻底驱逐出三星。随后军政府方面将这个信息传达给李秉喆。李秉喆质疑李昌熙受到李孟熙指使而发出这封信件,并将李健熙定为集团掌门人,史称“王子之乱”。

1987年12月1日,李健熙从三星高管代表手中接过象征三星集团的“三星旗”,并在现场宣布,将在20世纪90年代,将三星打造成为引领全球市场的一流企业。

(李健熙于1987年12月就任三星集团会长)

二、芯片与“烧手机”

根据多名三星知情人的回忆,李健熙一直到1993年发布《新经营宣言》为止,很少在媒体或社会面前露面,一些需要抛头露面的活动也多数派遣其他高管出席。

李国宪教授表示:“这似乎与李健熙在80年代曾主导三星收购韩国国有产业之一的石油公社,但最终失败有着一定关系,以至于李健熙在入职后,花费了多年时间,为了了解三星的内部情况及所存在的问题。”

不过,综合多方信息了解到,李健熙在进入东洋广播电台后,随即被派遣至美国硅谷,担任特派员职务,而在硅谷期间,李健熙似乎对于芯片有着执着的兴趣。

回到三星以后,他多次在会议上提出,注意到了芯片产业“点石成金”的优势——影响家电性能的核心便在于芯片,从此多次提及开发芯片,并下决心投入巨资。

当时全球芯片产业虽还处在高速成长期,不过该产业已被美国镁光、日本三菱、夏普等企业牢牢占据,美国依靠长期以来的系统集成的技术积累优势,日本依靠长期积累的应用科技等,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

而韩国当时的经济状态,虽然凭借朴正熙军政府的新农村运动获得巨大发展,但仅能说得上是解决温饱;因此当日本三菱得知三星将开发芯片产业时,该公司CEO直接表态“对于GDP水平较低的韩国,半导体产业并不适合”,并在公开场合宣扬“三星不能开发芯片的4个原因”。

此后,李健熙一度向美国镁光及日本夏普派遣员工,以获得半导体产业的初期技术,不过过程并不顺利:

镁光曾表示将以400万美元提供较为落后的产业链的设计图纸,但后来以偷看文献为借口反悔,并将三星方面人员赶出了镁光;

夏普则虽然表面上应允三星的请求,不过实则严加看管,甚至不允许三星方面人员接近最新的生产线。

“当时三星的研究员们,因为夏普方面连工厂的面积等基本数据都拒绝提供,于是只能通过自己的脑子记住某些细节,比如有一位研究员通过自己的手指间距离、身高及步伐数,记录工厂的大概面积及其他参数,(例如)工厂生产线宽为30步、长为222步。”曾在三星半导体工作多年的知情人士向笔者回忆。“不过,这些数据,对于建设一个高科技的工厂,显然是不够用的”。

芯片产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很难跳过一代芯片、进入下一代;而进入下一代的研发,则需要非常高的人力资本及研发成本,才能触发量的优势。后发企业刚刚开发了一代芯片,结果发达国家的先发企业直接降价,并投入新一代芯片研发。

正因为这一系列怪圈,导致终端企业更加偏向于性能稳定且价格低廉的先发企业产品。没有足够使用量且背负大量投入的压力下,后发企业只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命运。

而无论是三星的内部人员、业界人士、乃至于竞争对手都承认,如果没有三星自身特别是企业家本人的主导作用,三星的芯片产业乃至韩国的芯片产业无法走到今天。

可以说,三星死磕芯片产业的背后,有着李秉喆、李健熙两代企业家的拼命血拼。

(李健熙视察三星芯片生产)

1983年,三星成功开发64位芯片,落后于当时最先进的日本技术将近5年(即便是到了开发1MDRAM时,仍然落后1.5年)。

三星虽然于一年后成功量产64位芯片,不料却遇上了半导体价格史无前例的暴跌,先发企业依靠技术及成本优势,大幅降价,每片价格从4~5美元暴跌至最低时只有25美分。

“而当时,三星生产64位芯片的成本是1.3美元,这也就意味着,每生产一片芯片,三星需要倒贴1美元。”知情人士告诉笔者。

记者查阅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三星财报发现,三星电子当年亏损近3亿美元,股权资本更是全部亏空;在外界看上去,三星比任何一个竞争对手都输不起,也更没有继续加码的资本。

1987年11月,三星创始人李秉喆去世;直到他倒下,都没有看到自己一手推进的三星半导体产业获得成功。而半导体,既是父亲没有完成的一大遗愿,也成为了摆在新任三星掌门李健熙的“心头之患”。

若换成一般企业,可能在此刻会选择放弃;而李健熙选择了“豪赌”。

2002年的国际半导体学术会议(ISSCC)上,三星发布在“每18个月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就会翻一番,而成本却下降到一半”的摩尔定律的基础上,提出“每12个月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就会翻一番”的新定律,并准确预测这一系列的芯片产业变革将起源于移动终端、数码家电等非PC领域,并以时任三星电子半导体总管社长黄昌奎的姓,取名“黄定律”(Hwang’s Law),震惊世界。

这一举动也意味着,三星在量产芯片产业取得巨大成就:成功脱离由美国企业设置的技术壁垒,从后发企业跳跃成为先发企业,并开始引导产业发展。

1988年,三星电子展示了首款可以在外移动拨打电话的手机。

那一年韩国正在举行奥运会,而李健熙在看到外国人仍然对于“排队打公用电话”的韩国表示不理解的时候,直接表示“每个人拿着一台手机的时代必将到来”,并结合当时三星电子的芯片研发成果,认定手机将成为未来三星电子的主要产业部门。

不过,当时的三星上下蔓延着快速赶超摩托罗拉、夏普等欧美日企业的目标,以至于在质检方面出现巨大漏洞,根据1990-2020韩国通讯白皮书的数据,三星手机在1990年的不良率高达11.8%。

当时有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使李健熙受到巨大触动。

一件事是由于当时的三星电子某代理商销售了故障手机,而在更换后仍然出现同类故障,最终愤怒难耐的消费者拿着手机暴打代理商的事件产生,使得三星电子的不良品受到业内广泛关注。

另外一则事件则为李健熙在访问德国法兰克福时,在当地的商超发现,三星的产品全部被罗列在日本、美国产品的一角,并满带灰尘,在询问当地经销商后发现,许多外国人眼中的三星,基本属于“山寨日本产品”的代名词,与劣质画上等号。

这两件事情似乎对于李健熙的触动很大。

1995年3月9日,李健熙指示将所有已经在市面上的手机产品、以及存在仓库里的15万台智能手机产品进行回收,并当场燃烧;而在经历了近500亿韩元的损失以后,三星手机的不良率大幅度下降。

此后,李健熙秘密指示三星电子的公司内部电台SBC,要求潜入工厂偷拍现场生产员工的情况,并表示“我以前也在电视台工作过,很多东西公开去拍,是拍不出什么东西的,必须要偷拍,出其不意,才能够知道真实地情况。”

SBC将洗衣机装机员工不顾误差,强行安装部件等场面进行展示,将所有画面展示在全体员工面前,并在播放画面后,直接安排李健熙的画面。

李健熙表示:目前的三星电子为了维修3万人生产的电子产品,有将近6千人投身于售后——“这相当于一家公司进入了癌症中晚期”。李健熙宣布将以不良率降低至3%为目标,推出“出现一个不良品,在排除不良原因前停止整个生产线”的制度。

一位曾与李健熙保持多年沟通的人士向记者回忆,虽然李健熙小时由于父亲的忙碌,而与李秉喆聚少离多,不过在后来与李健熙的一次聊天中曾表示,其父亲李秉喆和其老丈人洪进基是他人生途中的两个“恩师”:一个教会通过不断实践去掌握问题,另一个则教会李健熙如何在经营过程中考量政治、经济、法律等多种问题,“李健熙经常开玩笑说,我这也算是文武双全了。”

与此同时,李健熙在韩国以“天天都说自己是危机”而闻名,但唯一一次对于三星的未来表态较为乐观,则是在2010年的一次发言,当时李健熙曾提到“从我们的芯片技术来看,日本已经处于落后淘汰的阶段,而中国赶上来还需要一段时日”,这也是李健熙唯一一次对于三星自己公司进行的肯定评价,自然也引发了市场的重大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李健熙一直以来对于三星的“走出去”,似乎有着独特的执念。

据李健熙的一位高中同学向韩国媒体回忆,在高中时期,当时韩国的安保局势尚不稳定,李健熙就多次提到,必须要让韩国政府和企业从美国、日本等外国资本尽可能的多借钱、多投资,一方面能够发展韩国经济,另一方面才会使各大强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更多的去考虑韩国的安全问题。

李健熙曾对外声称:“我的一生,80%时间都用在育人选贤上。”

现在,三星已经建成覆盖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三星综合技术院(SAIT),并每年巡回在各个国家推行专家制度,在派遣优秀人才出国的同时,还在包括中国北京大学等多所海外知名高校开设专场招聘。

而即便是在李健熙活动较少的90年代前期,他也曾主导三星进入彼时刚刚与韩国建交的中国市场,并于1995年亲自主导三星电子成立中国总部。

李国宪认为,三星是韩国第一个将中国事业部门设置为与韩国总部平行的“总部”的韩国财阀企业,这足以说明李健熙对于总部经济拥有一定的见解。

有趣的是,虽然三星的智能手机在华的占有率,已经从2008年的17%下降至2020年第一季度的0.3%,但对于包括三星在内的韩企来讲,中国仍然是无法放弃的一大市场。

韩国产业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华的韩国企业的经济展望指数达到历年来的新高,这也说明韩国企业对于中国市场的信心反而处于不断提升的阶段。

三、“财阀的典型”

在韩国,李健熙早已超越一家企业的含义,成为“财阀”的代名词,例如“社会保障福利是否有覆盖李健熙”、“我与李健熙之间的财富还差多远”等等的问题时常会在韩国网络世界发酵。

一些持有改革财阀政见的韩国政治家,也会时常以三星作为最大的“攻击目标”,不过无论是对于李健熙抱有质疑,亦或者是支持者,都难以否认,三星已经成为韩式财阀的代表。

(李健熙与夫人洪罗喜、长子李在镕合照)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李健熙多次被曝病危,却不断为三星辟谣的情况多次出现,以至于部分韩国民众将李健熙比喻为“长生鸟”。这种说法无论在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中都较为流行,同时这也说明了韩国人对于“从生到死都躲不开的”三星的爱恨情仇。

支持者认为,李健熙无论是对于韩国经济、改善产业结构,还是韩国国家形象有着明显的贡献,因而李健熙一定会“再次醒来,重新振作”;而反对者则结合李在镕曾因试图避税继承贿赂崔顺实,被检方起诉而揶揄。

能够体现韩式财阀的典型特征的,便是1993年发布的三星“新经营宣言”。

这个宣言在韩国国内以“除了老婆、孩子,其他什么都要换”为核心,在韩国首次提出自上而下的企业改革措施。

这段改革则是源于,李健熙高薪聘请日本籍顾问福田,并写了一份13页的《福田报告书》,文中对于三星内部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及满足于现状等问题进行罗列,随后李健熙要求三星的高管全部前往法兰克福,提出“从我自己开始改革”的新经营理念。

(李健熙宣布“新经营战略”五周年演讲)

多名知情人士也回忆道,去过李健熙的家发现,其书架上相较于经营学等书籍,更多的是理工类及机械类相关书籍。

这种李健熙式自上而下的改革,被视为“只有像三星这样,由一个人绝对掌控的企业才能够做得到”,却也使得截至2019年,李健熙认定的太阳能电池,电动车可充电电池,LED,生物制药,医疗设备五个方面未来增长引擎带来约440亿美元的收入。

而在李健熙的改革带领下,三星总产值占到韩国GDP的20%以上,旗下囊括电子、零售、主题乐园、金融服务、物产工程、生命科学等诸多业务,上市公司多达18家。

在最新发布的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三星电子名列第19位,营收达1977.04亿美元。

另外,三星有近20种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居全球企业前列,并且有三间子公司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500强企业。

不过,并不是这种韩式财阀经营一直“一帆风顺”,看似强大的三星也面临过数次危机,其中既有经营方面的,也有法律方面的。

在经营方面,除了80年代收购的失败,其最大的失败在于汽车产业的失败。

酷爱分解汽车,并在美国留学期间修理并出售二手汽车赚取“第一笔钱”的李健熙,于1995年进入汽车产业,成立三星汽车公司,但随后由于同时迎来现代汽车收购韩国第二大车企起亚汽车等噩耗,于1999年向雷诺出售三星汽车的大部分股份。

(李健熙考察三星汽车)

注:三星汽车存活于三星集团的五年中,

李健熙正式考察这家公司不下二十次,

这成为李健熙最器重的一家子公司。

李国宪曾回忆道:“李健熙曾经对于韩国官商勾结的政界表示过强烈不满,曾提出‘韩国这个国家,企业是二流,官僚体系是三流,政治是四流’,但与此同时又因为多次与政界发生瓜葛,而被检方等机构调查,这也是三星、乃至韩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得不面临的矛盾。”

2008年,三星集团前法务部部长金勇澈曾曝光三星贿赂政府官员、媒体记者等社会各界人士,并逃税1000亿韩元,而韩国财阀“掌控”韩国的相关素材,也多出于金勇澈曝光的一些细节。

随后,李健熙不得不如他的父亲一样,退出三星,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而在提倡“亲企业”政策的李明博政府以“推动平昌冬奥会顺利举办”赦免李健熙,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巨大争议。

(2008年李健熙接受检方调查 随后对民众道歉)

(李健熙被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特赦后

以国际奥委会委员身份出现在申奥现场)

直至2014年李健熙因心肌梗塞住院,其长子李在镕进入到交班时刻。而今,李健熙逝世后,三星继承人成为了舆论另一焦点。

李健熙膝下有四个儿女——唯一的儿子李在镕、大女儿李富真、二女儿李叙显、小女儿李尹馨(已于2005年去世)。

(李富真/左 李健熙 李叙显/右)

(李健熙小女儿李尹馨-已于2005年去世)

有消息称,为了避免重蹈争位之争,李健熙在子女继承中早有安排。

其中,李在镕管电子和金融业务,李富真主管酒店和化工业务,李叙显接管服装和广告业务。

而作为或将继承三星旗下最大核心企业三星电子的李在镕,近年来因“行贿门”、财务造假、不正当交易等负面事件,频频被韩国检方“关照”,甚至因“行贿门”入狱一年,且该案件还处于审理当中。

由此,今年8月,李在镕召开记者会,表示有关三星的许多外部争议,都源自于继承的事宜,从今以后,自己将所有的精力投资在提高公司的价值方面,承诺不会再因继承人问题引发争议,“我将明确表示,我没有计划将公司经营权交由子女继承。”

李国宪认为,在“闺蜜干政”丑闻期间,韩国民众反对朴槿惠的游行中,关于“清算财阀”、“审判三星”等口号多次出现,侧面体现了韩国民众对于目前财阀体系的不满,因而李在镕就任以后的几年,相比于此前的三星,在社会参与及形象方面的投入更加具体化,且更开始重视企业在社会上的形象。

这也是韩国的财阀试图逐步走出以“政商勾结”等负面形象所进行的自我拯救。

此外,由于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此前出具的报告,韩国的遗产税排在世界前列,最低税率为18%,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最高税率为50%。以此计算,继承人或将面临76亿美元的遗产税,支付巨额遗产税可能使得李氏家族对三星集团的控制变得复杂化。

(李健熙与李在镕)

事实上,除了法律纠纷,三星面临的挑战仍旧巨大。

虽然三星仍在全球消费电子市场“执牛耳”,但是苹果宝刀未老,中国企业又穷追不舍,三星其实在各方面都面临着挑战和压力。

在2020 CES(消费电子展)开幕前的主题演讲中,三星电子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宣布进入“体验时代”,开启以人为中心的十年创新,将硬件和软件无缝结合,创造个性化体验,并发布了小巧的球形滚动机器人Ballie。这是三星对人工智能时代物联网战略的进一步阐释。

“AI+IoT”时代,智慧家庭的大脑最重要。三星强在芯片、面板和终端产品等硬件,深知要补上软件的短板。毕竟亚马逊、谷歌、苹果等通过智能语音助手,已在智慧家庭甚至智慧城市领域“先下手为强”,并已把物联网的触角伸向了智能汽车等新领域。

而在中国市场,三星则决定重点将从终端产品转向上游部件。今年8月底,三星把苏州8.5代液晶面板线60%股权和模组工厂100%股权转让给TCL,今后三星在中国将重点发展半导体、汽车电池等上游部件业务。

记者从三星方面了解到,李健熙的葬礼将尊重家属的意见,仅由家属们参加并举行;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李孟熙家族主导成立的CJ集团高管也前来吊唁,这似乎也意味着曾经围绕在两代人头上的恩怨逐步瓦解。

近期,韩国乐天、现代汽车、LG等集团逐步完成下一代接班人的交接,而李在镕打破惯例,与现代汽车新任掌门人郑义宣频繁会面,就未来动力电池进行商讨,也是在过去被认为“闻所未闻”的事情。

与此同时,目前仍作为“副会长”(副董事长)职位的李在镕在2017年曾表态,自己对于“是否升为董事长”并没有太大兴趣,并表示三星“李健熙会成为最后一任董事长”,这也意味着三星电子已实施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而李在镕今年也曾表示,没有计划将公司经营权交由子女继承,将把精力投入到提高公司价值方面。

也许,李在镕的表态,能够解释这种变化的来源:“虽然目前来自竞争对手及外部局势的危机仍然严重,但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过程中,民众所表现的高度自觉性,也让其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因此三星将不分性别、年龄与国籍,致力于吸引更多的人才,以携手共同克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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