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的某一天，时任豫皖苏省委书记、肩负着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使命的张爱萍，在皖六区专署所在地罗岗，等来了一位迫切想见到的“客人”。

来人戴着圆形黑色边框眼镜，斯斯文文，一脸书卷气。张爱萍虽然之前和他并未谋面。但第一眼就足以让他做出判断，来人正是他急切盼望见到的同志，江上青。

此时的江上青，有两重身份，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谨的秘书，兼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政治部主任；另一个秘密身份则是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书记。

此时的江上青深得盛子谨信任，无论在专署还是在保安司令部，都堪称是盛子谨一人之下的“第二号人物”。

张爱萍此次来皖东北，正是想从盛子谨身上打开局面。而盛子谨身边的“红人”，正是自己的同志江上青，岂有不渴望见面共商大事之理？

江上青比张爱萍小一岁，原名江世侯，江苏扬州人，出身于中医家庭，中学时期就接触进步思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而受到地方反动势力的迫害，离开家乡，来到中国当时的革命中心上海，在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学习，并在此期间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艺大”地下党支部书记，秘密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江上青有文化，能力突出，擅长宣传演讲，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共产党领导的多次游行集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不幸于1929年，在一次党的秘密会议时被捕。入狱后，虽然受尽了酷刑折磨，但始终忠于信仰，没有透露半点秘密。经多方营救，于一年后出狱。

重新开展革命工作后，江上青结合自身才能专长，创办和创作了不少革命刊物和作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组织抗敌宣传队、工作团，辗转几省，唤醒民众抗日斗志和士气。因工作能力出众，后被留用在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的下属单位里。

与此同时，由安徽省六安县县长高升为安徽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盛子瑾，为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急于同各方合作的他，请求动委会派遣骨干随他赴任。

负责领导省动委的省工委，就派出了以江上青为首的十余名青年随盛到皖东北工作，将其中的秘密党员组成中共特别支部，江上青任特支书记。

江上青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出众的能力，很快赢得了盛子瑾的信赖，成了在不少事情上可以左右盛子瑾的“二号人物”。

在此期间，江上青利用盛子瑾愿与各方合作、急于发展个人势力的企图，巧妙得将公开身份和秘密使命结合起来，为推动共产党领导下的皖东北抗日力量的茁壮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江上青主持创办了皖东北抗日军政干校。由盛子瑾任校长，他任副校长，负责全面工作。并亲自给学员上课。他的课生动有力，说服力强，深受学生欢迎。军政干校先后培养了600多名学员，为以后皖东北抗日斗争，培养了大批干部。

在舆论宣传方面，江上青利用公开身份主持创办了《皖东北日报》。把《皖东北日报》当做思想宣传阵地，向广大民众大力宣扬抗日救国的正义思想和主张。并在该报印发刊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重要著作。引起极大的轰动。

在组织建设方面，江上青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盛子瑾的信任，安排了多名党员担任皖东北核心区域几个区的区长等重要职务，使这些地方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里。

正因为江上青等同志的运筹帷幄和苦心经营，皖东北的革命形势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也是张爱萍来皖东北后为啥要急切地见到江上青的重要原因。

张爱萍充分利用江上青同志这个“暗棋”，在和盛子瑾的合作和谈判中，处处占领先机。无论在人事、经费等方面，都形成了对我方极其有利的局面。甚至在某些方面的谈判，盛子瑾全权委托了他最信赖的“心腹”江上青，对外表示“只要上青觉得没问题，我就没问题。”

对于江上青对于皖东北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大贡献，张爱萍将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时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在亲临皖东北视察时，也大力称赞“江上青等同志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为“我党抗战初期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可惜天妒英才，1939年7月，江上青在协助张爱萍调停盛子瑾与另一地方势力的矛盾时，遭反动武装势力袭击，壮烈牺牲，时年28岁。

张爱萍痛失战友，在追悼会上高度评价了江上青同志的贡献：“……上青的殉国，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位知音，失去了一位战友，而且使皖东北抗日民主阵线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者，使中国革命大厦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栋梁……”

江上青同志牺牲时很年轻，和其妻王者兰只育有两女，未有男丁。后来家族按扬州风俗，把江上青哥哥的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了江上青，成了江上青和王者兰的后人。

日后，江泽民更是继承先辈遗志，成为了共和国领导人。称得上是这个光荣革命家庭的美谈和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