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喇汗王朝的疆域很大，那是一个可供游牧部族和农业居民生活的富饶地区。这个地区，集中了亚洲三大草原中的两个即准噶尔盆地和中亚草原。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又有高度发达的农业和农业居民。因此，王朝的统治者不得不考虑这种现实，而对牧业地区和农业地区采取不同形式的管理制度。

在游牧部族中，厉来有一种传统的、符合游牧部族生产和生活特点的行政管理办法。经漠北时代、隋唐时代一直沿用下来，而到了喀喇汗王朝统治这些地区以后，不但没有改变反而继续保留了这种传统的行政管理办法即游牧部落制度。保留了酋长在本部落中的统治地位。部落中的所有事务，包括排解纠纷、处理犯罪等等完全听任部落酋长裁决。部落酋长又必须向最高统治者可汗负责，服从可汗的统辖，并承担一定数目的赋税和必要的兵役。

喀喇汗王朝统治者在农业地区则采取完全有别于草原游牧地区的行政管理方法。喀喇汗王朝向农业区——主要是指塔里木盆地诸绿洲与中亚河中地区——派遣官吏，即地方官吏行使朝廷的管理权，他们叫作“伯克”。具有治安、司法、税收等方面的行政权力。“伯克”又分几个等级，各级伯克的任选和罢免，取决于可汗。

喀喇汗王朝这种实施于农业地区与草原地区的双轨体制的行政管理系统，一直贯穿于整个喀喇汗王朝的全部历史时期。

当苏图克·博格拉汗执政以后(公元960年)，朝廷又设置了中央派出机构。最初在巴拉沙衮城设置北部总督;征服河中地区以后，又在乌兹根城设立了西部总督。这两个总督之职，分别委派王室成员担任。

在喀喇汗王朝长期进行对外战争中逐渐建立、完善了一支直接受可汗支配、统帅的武装力量。这是汗王即王朝统治权力及统治体系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当朝著名作家麻合穆德·喀什噶尔在其《突厥语大辞典》中记录了喀喇汗王朝军队的情况，认为是一支组织完善、结构严密的军队。

《突厥语大辞典》

完整的统治系统造就了中央集权的条件。喀喇汗王朝的可汗，具有至高无上的封建皇权。这一点在王朝对外活动中有着明显的反映。

当帕米尔高原周围响彻王朝军队凯歌声与喊杀声的时候，葱岭西维吾尔内部社会生活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喀喇汗王朝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不仅仅使维吾尔人夺得了当时世界上农业最发达地区之一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和中亚河中地区，而且新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开始涌进维吾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维吾尔人早在秦汉时代就知道农业耕作技术，但那只是小型的、局部的家庭农业。而到了塔里木盆地以后，农业经济所固有的优越性，在葱岭西维吾尔中间开始发生影响。维吾尔劳动人民看到农业经济创造的稳定的收获，以及定居带来的安定的生活环境。维吾尔王公贵族看到的是:农业经济提供的更为丰富的财富，以及定居所创造的更加豪华的住宅、城池和奢侈的生活条件。

喀喇汗王朝统辖下的帕米尔以西地区、中亚草原上继续保留了以国家直接占有为主的封建所有制，即将草原、河流等土地的一部分作为世袭封地授予王室成员。得到世袭封地的王族被称作“伊列克汗”。另一部分土地，则沿用萨受尼王朝的旧制，作为终身份地，以“伊克塔”名义授予维吾尔贵族和其他游牧军事贵族。无论是世袭封地(伊列克)，还是终身份地(伊克塔)，在授予与否上均属于喀喇汗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可汗所有。

喀喇汗王朝统辖下的维吾尔居民，在经济生活方面发生变化即向定居农业过渡的同时，在社会形态方面也完成了封建制的过渡。这两种过渡的结果，是公元十一世纪，维吾尔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发展。七河地区大批城市和居民点兴建起来，农业和手工业较前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新近出版的五卷本《哈萨克共和国史》的编著者在该书中说:十至十二世纪是七河地区经济文化巨大进步的时代。窗户玻璃的生产和普遍使用，釉下彩陶的生产达到了鼎盛时代，织造业、造纸业、矿业都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城市规模空前扩大，根据考古资料，撒玛尔罕城本身扩大到六百三十公顷，它的坊区已延伸到离城六七公里的地方。阿尔斯兰汗穆罕默德(公元1102-1130年在位)重修布哈拉城墙，城区面积达六百五十公顷，它的规模就是十九世纪的布哈拉城。与经济发展的同时，维吾尔人作为统治民族，在政治上又具有特殊的优越地位，因而加速了这一辽阔地区各部落的语言的统一进程和生活习惯上的突厥化，普遍信仰了伊斯兰教。

这种融合发展的结果，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伊斯兰—突厥文化。而这种新的文化中的主体和核心就是做为喀喇汗王朝统治民族的维吾尔人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