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日本在华经营“黄赌毒”的黑历史

毕大费/编撰

1917年2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者,29岁的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受到朋友汤姆斯·密勒邀请,只身来到上海,担任沪上知名刊物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主笔和发行人,同时,长期兼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

1931年之后,日本在华活动日益猖獗,鲍威尔多次秉笔直书日本人在华的种种恶行,被日方列入重点名单。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密勒氏评论报》随即遭日军查封。12月20日鲍威尔在都城饭店(今上海黄浦区江西中路180号)寓所内被日军逮捕,关押在虹口北四川路大桥大楼(今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85号)改建的监狱,狱中遭受非人待遇,双足罹患严重的脚坏疽,不能行走。

1943年,鲍威尔作为日美交换战俘,乘船返回美国。康复治疗期间,撰写了个人回忆录《我在中国的25年》,时间跨度即为1917年-1943年,记录了许多他所亲历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由于被日军囚禁时健康遭到严重损害,1947年2月28日,鲍威尔在华盛顿去世,时年59岁。

前不久,我刚刚读完该书,感触颇深。作为一名长期在华的美国人、一位专业新闻工作者、一位侵华日军的直接受害者,鲍威尔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观察、细腻的叙事,以及悲悯的文字,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洞察侵华日军的罪恶行径。

本文有关日本在华经营“黄赌毒”的相关内容,【1】【2】【4】全部摘自鲍威尔的这本回忆录(译者:刘志俊)。为了使摘录文字独立成篇,便于展示同一主题,也便于读者理解,相关段落与内容已做调整。所有小标题均由我添加。

【1】日本人在华制毒贩毒

1937年,日本在河北通州(今北京通州区)成立冀东傀儡政府,将当地的中国警察和海关人员全部驱逐出去,从此,这个区域的走私、贩毒活动异常活跃。

6月初,我抵达天津时,有一个“神秘尸首”案,正在引起当地居民普遍关注。据当地报纸报道,已有107人在海河中遭遇不测。海河流经天津,最终注入大海,随潮水的涨落而不断变化。这107个人全部是男人,年龄自20岁到40岁不等。从尸体看来,这些人在遇难前,肉体上并没有受过任何创伤。

为探究这起神秘尸体案的内幕,我前去当地警备司令部进行采访。期间,我察看了许多由相关人员提供的照片,它们记录了来自海河中的尸体。一张由六个尸体勾勒成的照片最先引起了我的注意。从这张照片中,我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被从海河捞起来时还有一息尚存。照片上,这个人的头部露在海面上,由此推断他可能是自己滑落或被人扔在一个浅水区域。当时,有人将这个人送抵医院,经过紧急抢救后,神智得以清醒。之后,这起神秘尸体案最终揭晓。这个人就是贾永济(译音),这个案件发生时,他才30岁。

贾永济是海洛因的吸食者,毒瘾相当厉害。贾永济说,他记得他与一大批农民工从中国内地出发,前往日本租界一个供人休憩的地方。那里满是海洛因和鸦片,人们可以随意享用。他曾在东北工作了三个月时间,并将薪水全部积攒下来。他的口袋之所以沉甸甸的,就是因为装着这些为数不少的钱。不过,从海河里打捞他时,他身上未穿任何衣服,更别说口袋里的钱了。贾永济还说,他从一个女孩那里购买了一些香烟,这些香烟里或多或少都有海洛因——这是他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后事情,至于其他事情,他没有印象了。

日本人曾在天津日租界里经营着许多毒窟。有关当局对神秘尸体案展开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从海河被打捞起来的人可能就是在这些毒窟里遇难的,可能还有少数人死于海洛因和鸦片。与这个神秘尸体案有关的尸体,多数都被卷入滔滔大海中,因为海河在涨潮和落潮之间形成巨大的力量。当时,外界散布着这样的消息:在天津日租界警察的指示下,卡车时常出没在街头巷尾收集犯毒瘾的人的尸体,而后将这些尸体运抵河岸,趁潮涨之际,将这些尸体扔向河边,之后这些尸体被海潮卷入大海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街头巷尾聚集着许多日租界毒窟。这些犯毒瘾的人难免还有些气息,不过在收集尸体时,日本警察根本不顾及这类情况,依旧按死尸处理。每逢冬天,天气渐渐变冷,海河随之结冰,日本警察为把收集的尸体扔到海河里,时而在海河上凿冰窟窿。

有关方面揭晓神秘尸体案后,便将之公布于众。此后,天津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特地组建了一个招待所。这个招待所虽然有点儿廉价,但在关外的农民工重返家园前可供他们临时歇脚,这正是政府成立这个招待所的目的。我专门走访了这些招待所,采访了许多人,获知招待所的劳力多数都吸食过日本的海洛因。自日本人在上海日租界贩卖海洛因以来,原本抽烟片的中国有钱人竞相改为吸食海洛因。

当时,中国人主要通过液体和固体这两种途径来吸食海洛因。前者的做法是,把海洛因加入注射液后,将注射针插入手臂的皮肤之下;后者的做法是,把海洛因粉末卷入香烟后,吸毒人开始吸食。我还采访了一些劣等的海洛因交易和吸食场所,期间发觉一些年纪轻轻的中国人购买小包的海洛因。按美元计算,这些白色粉末的成交价大概是一角或两角。之后,这些中国人在抽出25%的烟丝后,将这些白色粉末倒入香烟中。在倾倒时,他们将香烟呈45度倾斜,以免这些粉末漏出来。接着,他们将香烟点着,进行吸食。为此,日本专售海洛因的贩子开始销售吸烟架。从外表上看去,这种吸烟架颇似高脚杯,为采用香烟进行吸食海洛因的人提供了不少方便。这种海洛因的吸食法被中国人称之为“打飞机”。

日本海洛因制造厂不仅分布在天津,还分布在大连。这两个地方的海洛因产量日益增多,当地的工厂也日益兴旺和强大起来。与此同时,鸦片的供给充分,足以满足吸毒者的需求。正因为这样,日本人还开办了一系列店面,方便喜欢抽鸦片的中国人前来享用。这些店面包括一个大宾馆,宾馆的外表富丽堂皇。不过,宾馆里面的设施相当土气,除了一个僵硬的枕头,就是木板或木床。显然,宾馆里原本的好家具都被撤走了。从外表看来,这些木板和木床廉价得很,上面平铺的是草垫子。

这家宾馆的中间有一条通道,虽然狭窄,却为吸毒的客人提供了方便。客人顺着这个通道爬,可以抵达任何一个空床或无人的长凳子上。前来光顾这家宾馆的顾客,多数是成对出现的,一对男女搭档的情况居多。男女搭档进入宾馆后,便躺在木板床的草垫子上。需要指出的是,他们面对面躺着,抽烟片的器具全放在两人中间。之后,一个女服务员带着两支鸦片烟枪、一个小酒精灯和一个小盒子前来。小盒子的种类有两种:一种是洋铁皮盒,一种是瓷盒。鸦片烟膏便装在小盒子里,它的模样酷似浓浓的黑糖蜜。

通常情况下,这里的女服务员是朝鲜人,年龄要么是10岁,要么是12岁。接下来,这个女服务员顺手拿起铁钎朝小盒子中间插去,扭转几下之后,只见铁钎的一端挑起了一块小小的烟膏。这个铁钎的外表很像一根大针。接着,女服务员将这块烟膏置于点燃的酒精灯上方烧着,她翻转烟膏的速度相当快,仅仅为了防止将烟膏点燃。鸦片烟枪枪头铁锅上有一个小孔。烟膏一旦冒烟,这个女服务员就将插着球状烟膏的铁钎移离火焰,放入这个小孔内。抽鸦片的人随即将鸦片烟枪移至酒精灯上,开始吸食。只见这块烟膏开始燃烧,抽鸦片的人深吸一口气后,一股浓香的鸦片烟味弥漫开来。自然,抽鸦片人的肺部也充斥着这种烟味。如此这般,吸食鸦片的人连续抽了两三个烟泡,直至在不知不觉中昏睡过去。抽鸦片的人每次吸食鸦片的数量是一管烟,或者说是一袋烟。按中国银元换算,吸食人每次需要支付的金额是1元。顾客倘若让鸦片买卖场所的女招待陪同抽鸦片,那么需要额外支出中国银元4元。

天津日租界的一条主要道路是朝日路,我走访的鸦片场所便位于这条街上。这家鸦片场所是一栋六层高的宾馆,每层设有20多个隔间,每个隔间设有木床,可供10~15个人同时抽鸦片。自然,在这样的房间里,顾客是没有隐私可言的;前来关照的顾客也没有想隐瞒东西的意思,更别说是任何秘密行动了。这家宾馆全天营业,房间里的灯整天亮着。在灯光的照耀下,每个房间的客人貌似始终处于白天。当数以百计的顾客同时吸食鸦片时,烟枪中燃烧的鸦片烟泡的味道可以弥漫至朝日街附近的街道上。

当时,在日本租界里,抽鸦片和吸食海洛因的中国人相当多,甚至到了天津政府无法控制的地步。为此,天津当局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在日租界附近的中国区域,无论是鸦片和海洛因的吸食者,还是这两种毒品的出售者,一旦被抓住,等待他们的将是死亡的下场。乍一听,这种措施相当地苛刻。然而,中国人为缉毒而作的这种斗争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与日军手中的步枪相同的是,鸦片、吗啡及海洛因也是日本人向中国渗透的工具。需要说明的是,吗啡和海洛因是经鸦片提炼而成的。在日本,有关当局是明令禁止吸食鸦片的。然而,日本当局却多次煽动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在日军进占的亚洲地区进行鸦片交易活动。

鸦片烟的买卖活动很大程度上与日军有关。倘若日本不爆发自清的革命运动,那么外界是无法获知这一点的。当时,除吗啡制造厂外,天津和大连还有海洛因生产厂。日军特务处直接经营着这两大工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除此之外,日军特务处还经营着上海的鸦片烟馆和与它关系密切的赌场。

【2】日本人在华经营赌场

种种迹象表明,在日军占领上海后(笔者注:指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好像就出现了一支专门抢掠的队伍,一方面要榨干上海市民口袋里的钱财,一方面不断地摧毁上海市民的道德规范。

1939年初,我曾在做过一项调查,调查对象是上海公共租界地区的赌场和烟窟。那时候日本军队虽然尚未将租界占领,但已经控制了上海华界。调查结果显示:自从日军来到上海后,已经新出现了125家赌场和烟窟。这个人口众多的区域,受一个简称为“3S”、隶属于日军战斗部队的“特别行政区”管辖。这与美国任何一个大的、正在不断发展的城市郊区十分相似。这个特区与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控制的区域只隔了一条街,所以很多人都会把它与英美租界、法租界的边界弄混。

当日本军队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其他地区占领后,他们便立即建立了附带烟窟的赌场,这是他们建立起来的第一项“文化事业机构”。经营赌场的人,要么是日本浪人和强盗土匪,要么是中国的地痞流氓,还有就是自称汪精卫组织中的人员。后来,日本宪兵曾想封闭所有的烟窟,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像话。不过,他们并没有成功,因为日军“特别行政区”人员非但阻止他们这样做,还专门成立了“上海特许娱乐部”来管理赌场。于是,上海出现了大量的大烟窟、赌场、妓院及海洛因戒毒所。

这类场所中的大部分每年都要交十分昂贵的管理费。除此之外,属于“皇宫”一类的高级场所,每天都要交500美元的税,那些中等的也要交150美元。不管这类场所位于哪里,每一个场所的墙上,都贴着非常引人注目的宣传海报,而那些富丽堂皇、装修豪华的场所却与之相反,什么也不贴。

每一个烟窟和赌场,都会召集下等社会里的打手作为保镖。敌对赌场的打手们,经常暴发冲突,甚至进行暗杀,因此,每当夜幕降临,大街上就笼罩着一层阴森恐怖的气氛,根本没有人在街上行走。有一家名为“好莱坞”的豪华大赌场,公然对外宣称,在汪精卫伪政权控制区内,共有400名武装保镖。如果两家赌场的保镖发生冲突,场面就会像一场小规模的战争那样激烈。

后来,大量赌具突然出现,并散布到上海市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想知道这些赌具的来源,但一直不得而知。后来,大家才知道了真相:一位日本商人专门开办了一家制造番摊、骰子、轮船赌等赌具的制造厂;此外,他还从位于广东与九龙交界处的大赌场买来了大批现成的设备,那里具有很多生意兴隆、历史漫长的大赌场。所有这些大赌场,无不自称为汪伪政府下的附属机构,后来便勾结日本浪人,来到上海经常烟窟和赌场。

经营赌场和烟窟需要房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人强迫西洋人搬到其他地方去,用西洋人的房屋作为经营场所。可实际上,这些洋人们的住宅根本无法用来开赌场。于是,一幢幢简陋的房屋接二连三地被修建起来。这些新建的房屋,大部分格局都是相同的,中间是用来当作赌场的大厅,四周是用来当作吸食鸦片的烟窟的小房屋。

一直以来,赌博、买卖和吸食毒品都会遭到公共租界当局的禁止。因此,这些赌场和烟窟的建立,立即就让上海老百姓感觉到,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做这些坏事,而且无须再担心警察横加阻拦。有一小撮不受其国家领事官员治外法权所管辖的西洋人,也开始经营起赌场来。不过,这些西洋人很快就发现一件事:他们经营赌场,时常与日本人发生冲突。日本人不希望,也不想允许欧洲人经营这类罪恶事业。有一位名叫裘法兰的匈牙利人,有一段时间,在上海西部地区经营了一家非常豪华的赌场,可后来由于没有与日本军部搞好关系,遭到了日军的制裁。日军将其逮捕,之后将其关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政治犯监狱中。由于无法忍受监狱里的生活,这位匈牙利人就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了。

【3】日本人在华经营慰安所

本节内容摘自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及其团队所著《证据:上海172个慰安所揭秘》,同样,为了便于展示同一主题,便于读者理解,相关段落与内容已做适当调整。

上海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自晚清始,上海就是日本海军在海外最大的基地。为了给海军陆战队官兵提供“卫生”的性服务,早在1931年11月,日本驻上海海军当局已将虹口一带的“大一沙龙”“小松亭”“三好馆”“永乐馆”等4个日本侨民经营的风俗营业酒吧,指定为海军特别慰安所,不仅要求其对日本军队开放,还要求其接受军医的身体检查。这是慰安所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此后,“大一沙龙”慰安所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长达14年。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所谓“慰问战地官兵”的女性,并未见有被称为“慰安妇”的,她们往往被称为“卖春女”“酌妇”。“慰安妇”一词正式的使用,约见于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以后。后来担任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此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正是他,为了维持日军败坏的军纪,首次要求日本关西地区的行政当局招募日本妇女,集体来沪“慰问”日军,他采用了一个好听的名词—“‘慰安妇’团”。1932年3月“‘慰安妇’团”登陆上海,并在吴淞、大场、江湾等地为日本陆军服务,这是日军第一次使用“慰安妇”一词。从此以后,“慰安妇”的身影,便开始遍及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当“一·二八”事变结束之后,日军“‘慰安妇’团”虽返回了国内,但日侨、朝鲜侨民经营的为日军服务的慰安所却不断增多。

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全面发动以后,日军占领上海。战争初期,日军设立了上海派遣军兵站司令部管理的“杨家宅慰安所”。这是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的日军慰安所,一方面,它的许多制度如“慰安所规定”、价格等成为后来日军慰安所的范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军医麻生彻男拍摄的照片和记录,留下了真实的史料。此后,日军直营的,日侨、朝鲜侨民经营的以及汉奸经营的各种慰安所充斥上海各处。

在上海,有些地区的慰安所是非常集中的。作为进入上海的第一镇吴淞扼长江之险,驻扎有大量日军,据我们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多年的调查,前后至少有17家慰安所在那里出现。日军第13军司令部设在江湾五角场(其址在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其周边的慰安所十分密集;江湾万安路战时被日军称为“花街”,有慰安所6处。四川北路周边是日本侨民活动的中心地带,是慰安所最密集的区域,共计有70处以上,包括横浜桥美楣里的9个慰安所和松柏里一个弄堂的8个慰安所。

为了加强对慰安所的管理,日本统治者还设立协会来进行管理。1940年2月,上海虹口闸北区慰安组合会成立,此会的成立,是由伪闸北区公署日指导官嘉野正孝将成立报告递给伪市警察局日指导官秋山健次核准的。该会设组合长一人,由与日人关系密切的原妓院老板何乾赓为组合长,并配有为妓女体检的医生和进行有关事务调查的调查员若干名。会址设在虬江路95弄2号,并订有13条慰安所临时规约,除规定慰安所的适用范围为闸北区,由伪警察局管理等外,还特别强调卫生管理,例如第5条:妓女每月须经本会指定医师检验3次,确定无花柳病者,始准营业;第6条:慰安所内设备必须清洁卫生,置备消毒用品,等等。

日军在上海设立了多少个慰安所呢?经20多年的调查,我们在《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首版时统计为149家。该书出版后的近半年里,我们陆续查访到一些新线索。新增加的有乍浦路254弄慰安所、乍浦路180号月迺屋、武昌路338号孔敦经营的慰安所、中山南二路的“徐家宅”慰安所、今“龙山新村慰安所、泖港镇慰安所、崇明县城慰安所等,增加了不少,目前所知的上海日军慰安所为172家。

日军慰安所按其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可以分为多种类型。

第一种是日军自己经营的,日语用“军直营”来表示。如1938年1月设立的杨家宅慰安所(地点在今杨浦区翔殷路东沈家宅),由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设立。日军占领上海初期,设立过一些抢抓中国女子为性奴隶的场所,在虹口地区设立的“行乐所”等也属于此类。“八·一三”会战以后,日军占领了杭州路、眉州路一带作为军营,最初驻扎的是千田部队。在现在的跃龙化工厂门口的位置,设立了“千田部队慰安所”。后来深谷部队入住于此,于是,该处又变成了“深谷部队慰安所”。

第二种是日本侨民根据日军命令设立的民营慰安所。号称海军在沪最大的慰安所—“海乃家”,就是退役海军士兵坂下熊藏奉海军之命令开设的地址在公平路公平里,他儿子笔名为华公平,就与此有关。“海乃家”慰安所的房屋、开办费用、所需物品等均得到日军的大力支持,甚至连“海乃家”三个字也是由日本海军方面确定的。江湾万安路、四川北路等是日侨经营、管理的慰安所的集中地。包括对外以其他面目出现的慰安所,如岸本忠治经营的“风月庄”,地址施高塔路(今山阴路)花园里17号,对外的名义是日式普通旅馆,实际上也是日军慰安所。此外,还有以食堂、酒吧、舞厅等名义出现的慰安所。

第三种是朝鲜侨民在日军的指使下设立的。这些慰安所多以酒吧、舞场等名义出现,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颇成规模,许多朝鲜女子就是被控制在这样的慰安所遭受凌辱的。

第四种是日军或日本人指使伪政权或胁迫中国妓院主开设的。这类慰安所多出现于1938年以后,有的名慰安所,有的则称妓院。

为了管理慰安所,经过伪上海特别市政府警察局、伪上海特别市卫生局批准,虹口闸北的慰安所公会于1940年设立,该会制定规约。规约规定,开设慰安所者需提供申请书,由闸北区警察署发给许可执照。

关于上海“慰安妇”的人数,我们可以从慰安所规模和日军人数两个方面进行考证。

上海慰安所172个,每个慰安所的“慰安妇”以平均20人计算,但虹口的大型慰安所一个所的受害者达千人或数百人,估计“慰安妇”人数约6000人,以更替率4.0推算,总人数约24000人。

再从日军士兵人数与“慰安妇”之比例来分析。以1945年日本投降时,上海受降日军为165000人计算,以“慰安妇”与士兵比例1:29推算,“慰安妇”应该为5689人。由于疾病、逃亡、死亡等原因,更替率4.0计算,得出“慰安妇”人数为22756人。再加上短期停留上海的日军部队所需要的“慰安妇”,上海“慰安妇”总人数可能24000人以上。

根据推断,中国受害者仍是最多的,而朝鲜“慰安妇”的数量,也应该比日本受害者要多。推断的数字是,在上海的24000名“慰安妇”中,中国“慰安妇”约有12000人左右,朝鲜“慰安妇”约7000人,日本“慰安妇”约为5000人。

图片来自摄影画册《中国最后的“慰安妇”》

图片来自摄影画册《中国最后的“慰安妇”》

图片来自摄影画册《中国最后的“慰安妇”》

【4】日本人在华经营慰安所

关于上文【3】提到的日本籍慰安妇,据鲍威尔《我在中国的25年》一书记述,1935年他曾赴日本采访,专门记述了一段有关日本艺妓的文字,便于读者对相关资料进行参考验证。

日本北部地区处处显示出不安宁的迹象,一方面是由于农作物产量普遍大幅度地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地政府依旧征收沉重的赋税。有一些掮客,专门从事买卖人口的勾当,除村镇的小宾馆外,他们还居住在一些农民家里,这些农民处于极度贫穷的状态。

日本乡村的少女,不仅被这些掮客贩卖到大阪的纺纱厂,还被贩卖到艺妓馆。这些艺妓馆不仅分布在东京等日本大城市,还分布在中国东北的城市中。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大批日军进驻中国东北城市。这些少女都是经她们父母之手卖出的,不过被卖出前,她们的父母要与这些掮客签订一个契约。通常情况下,契约在三年内有效。

不过,日军城市艺妓馆的门槛相当高,那里只接受最好看的少女。倘若最好看的少女顺利入围,有关方面将预支约1500日元,相当于700左右美元(笔者注:此为1935年的兑换率)。给她的父母,权且当作是卖女儿应得的费用。为了给这位如花似玉的少女置办服装,掮客还需另外支出若干日元;前后费用大约在2000到2500日元之间。

此后,这个少女始终处于被奴役的状态,直至她将所有的债款全部偿还。如果一个很有钱的人相中了这个少女,那么她就能够迅速摆脱被奴役的地位,重新获得自由,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

事实上,这些少女的命运都很悲惨,从被卖进艺妓馆的那一刻起,她们一直在艺妓馆唱歌跳舞,以此混口饭吃,直至容颜苍老;那时,她们对于艺妓馆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因而被贩卖到妓院,过着一种生不如死的生活。

【5】我们应该如何勿忘国耻与继往开来

2014年9月3日,大大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将以上问题,讲得很透彻,总结为“抗战精神”,主要四点: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2、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3、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4、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大大说,“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讲话可以知道,铭记历史,绝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至少应包含三个深刻内涵:
一是我们要牢记日本的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的极大戕害,如今,这帮军国分子已经变身为日本右翼分子,我们应始终对这伙人保持警惕。
二是我们要牢记抗日英烈们的伟大付出,“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青天”,和平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今天。
三是我们应该用抗日精神不断激励自己,自强不息,共同奋斗,用我们的辛勤、汗水与智慧,为中国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让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悲剧永不重演,这才是我们给予抗日英烈的最大慰籍,也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最大的遗产!

(全文完)#新华时评:勿忘九一八 整装再出发##九一八90周年#

用户330464673935:牢记血海深仇,永远勿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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